栾: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您在创作、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据说，您是在50岁时步入散文诗领域的，这不是一个写诗的最佳年龄。但您一经“破土而出”，就以独树一帜的创作，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诗坛不少青年诗人说“是读着您的散文诗长大的”，可见您的作品在诗人心中引起了广泛共鸣。2006年10月29日，青岛市作家协会举办了“耿林莽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座谈会”，著名诗人栾纪曾在会上说：您“至少有两大贡献是其他诗人不能比拟的，首先是在创作中始终致力于散文诗的诗化，并以自己的作品影响、改变着全国的散文诗走势，对于将散文诗同散文从文本定义、尤其是在创作实践中区别开来，对散文诗创作中大量存在的哲理的抽象化和文本的散文化倾向逐渐向诗的本性回归，起到了主要的导流作用，引导大批散文诗作者进入了诗学轨道。”他提出的您的另一贡献是：“既牢牢抓住中国诗歌传统的精髓即意境，也牢牢抓住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的内核即意象；”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相结合的探索中，在散文诗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探索中，他的贡献，特别是实践方面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影响是深远的。”著名散文诗作家邹岳汉说：您“新锐的诗风引领了中国当代散文诗发展的潮流。”您的创作与王剑冰先生提出的“散文诗要革命”不谋而合，您一开始就自觉地在散文诗领域进行“革命”。请结合自己的创作，谈谈这个问题，这是许多青年诗人都渴望了解的。
耿：纪曾先生的发言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有学问，有深度。关于诗化问题，我想在您下面提出的关于散文诗是独立文体时再谈。先说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吧。这是中国散文诗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散文诗是“五四”时期与新诗同时诞生的，是从西方入境的新品种，和历史上多次外来文化入境后同样面临一个“中国化”，即落地生根的问题，否则，便难以立足。有人想从古典诗词中为她“寻根”，说词、赋是古代的散文诗，我觉有些牵强。词赋均押韵，属韵文，怎能算散文诗呢？其实，应该从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全部遗产中，为她寻找营养，而不必局限于词赋。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散文诗至今仍有待探索，将它分为传统写法（拒绝接受西方影响）和现代写法(全面照搬现代派技巧)并将其对立起来，都欠完美。我倾向于她们的深度结合。意境在中国古典诗文中一直受重视，意象则是现代手法的一大法宝，她们的基本点其实是一致的，都强调主体感受和客体境象的溶汇。意境着眼于整体，意象着眼于局部。我认为她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一体化掌握而无矛盾。
需要申明的一点是，纪曾先生对我的肯定有些“过誉”，其实，散文诗的诗性追求，散文诗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探索，是许多作家都在致力的，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栾：散文诗的文体之争持续了好多年，几乎从散文诗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就开始了，一种意见认为散文诗是一种“独立文体”，另一种意见认为是诗的一个分支，是诗歌的一种再解放，刘虔还把自己的散文诗集《大地与梦想》称为“诗散文”。近年来，不少散文诗作家呼唤“回归诗的本体”，这种争论与分歧对散文诗的创作是不是很重要？
耿：文体之争很大程度上源于流行着的一种“散文诗观”，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的杂交，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边缘文体，等等。这一认识引发了不少误解以至混乱。最常见的是，认为散文诗是“散文+诗”；“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或者认为两者“平分秋色”，这些认识导致了某些散文诗文体性质的模糊，忽诗忽文，或诗或文，有人将其写成了散文小品或短小的抒情散文，认为这便是散文诗。我觉得，这都不利于散文诗的文体发展。
在以前涉及这一问题时，我主要是从文体的诗性本质，及其产生的渊源上谈看法，这当然也需要。从“散文诗”这个命名上便可看出，“诗”是定语，散文诗，与格律诗、自由诗这些名目并列，便已确定了她的文体定性归属于诗了。波特莱尔在他的第一本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出版时，曾明确宣布：“这还是《恶之花》”，《恶之花》是诗集，那么，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在性质上仍然是诗，便是显而易见的了。我一直认为，散文诗是自由诗的再解放，她只不过向散文吸取了那种舒放灵动的精神，取得文体的宽松和表达上更大的自由度，散文因素吸纳其中，是为其诗性本质服务的。这一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在表述上还不够完善。现在，您又向我提出这问题，我想作一些新的补充。
许淇兄早就提出：“散文诗是一个独立的文体”的观点，王宗仁兄则说：“散文诗就是散文诗”，这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我觉得，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喊响这句口号的时候了。经过90年艰辛探索，特别是近30年的蓬勃发展，年轻的散文诗已趋成熟。现在，强调文体的独立性，不仅有利于从认识的模糊、混乱中走向清醒，摆脱那些“近诗”，“近散文”之类的纠缠，更能促进散文诗作家们从创作实践中探索、创造、积累丰富的文体建设经验。事实上，今日的散文诗在艺术上已有了许多既不同于诗歌，也不同于散文的，独特的艺术特色。譬如结构上的多段落，和灵活跳跃的频繁转折；语言上不用韵却有贯串全诗的音乐旋律感；叙述人物和情节时采用高度简约和凝练的手法，等等，都是异常可贵的文体特色。强调文体的独立性，将作家的吸引力集中到文体特色的形成和丰富上来，对散文诗的发展和繁荣，是大有益处的。
栾：在散文诗文体独立问题上，从当前创作情况看，亟需解决的是划清散文与散文诗的文体界限问题。我发现，将散文诗写得和自由诗相近的偶然也有，但很少，而将散文诗写得象小散文似的，却时有所见。这是不利于散文诗文体的独立的。您能否从两种文体的区分上，谈点看法？
耿：谈这问题有个前提，即确认散文诗的诗性本质，也就是说，她是属于诗系列而不是属于散文系列的独立文体。肯定了诗性本质，那么，散文在其中的地位，便迎刃而解了。是诗为了增强自身表现纷繁内容，适应口语让句式要求而适度地吸纳散文入境的。依我看，这种散文因素，近似“移民”身份，需适应散文诗的诗化要求溶入其中，才不致产生格格不入的生硬感。这种走向我称之为“化散文”，它与将散文诗写成小散文的“散文化”，是两种不同走向。
如果同意我的这一主张，那么，区分就不难解决了。
散文和散文诗，在处理、消化、运用题材和结构方式上，有明显差异。散文偏于纪实，散文诗每多虚构，散文往往求全，完整地叙述事物的过程，一五一十了散文诗常取其一点、一角，以点代面，以一当十，作简约性勾勒；散文多取块状结构，洋洋洒洒，铺叙成篇；散文诗则是跳跃流动、轻捷灵活、多节段的结构样式，既适应语言精炼简洁、节奏起伏跳荡的要求，也体现了建筑美的视觉快感。
至关重要，也最难处理的是语言。散文的第一要务是“求实”，即将事情讲清楚，在此前提下求“文杂”。散文诗则以语言的审美性为必备条件。所以，并非所有散文语言都宜于进入散文诗的。她不仅要求自由灵动，朴素清新，既简洁凝练，又追求优美，且须具备一种贯串全篇的音乐性、旋律美。这是比押韵的诗更高级的音乐素质，自然、自在、自由，不单调刻板，不束缚拘泥，完全顺应着感情的悲欢疾徐，情绪的松紧变化，起伏跌宕，婀娜多姿。前辈诗人穆木天说得好：“不是用散文表诗的内容，是诗的内容得用那种旋律才能表的……”可以说，音乐性之有无，是区分散文诗和散文文体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
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在《海鸥》文学月刊任散文诗歌编辑，现在活跃在散文诗坛上的许多中青年作家、诗人的处女作都是您在那时编发的。离休之后，您仍以偌大高龄发现、扶持青年作者，主持《散文诗》的“作家与作品”专栏，《散文诗世界》“佳作欣赏”专栏，以极大的热情阅读青年作者的作品，给他们回信，写序，点评他们的优秀作品，最近又出版了《散文诗评品录》，请问：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着您作这些工作？
耿：和年青诗人做朋友，使我受益匪浅。“诗歌是属于年青人的”，这话讲得很对。我从青年朋友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受到他们青春活力的感染，是我上了年纪后依然葆有诗情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我作的毕竟有限，关键要靠刊物的编辑部。《散文诗》在邹岳汉、冯明德两位主编先后主持下，始终热情扶持青年作者，发现和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这是我十分感佩的。他们眼睛向下，注意力集中在有才华的文学青年身上，而不是“眼睛向上”。办刊物如果不以这种眼光取舍作者，选用作品，对某些人的平庸甚至很差的作品也妄加吹捧，必然降低刊物质量，无异于“自我毁容”，是很不明智的。
栾：散文诗是独立的文体也好，是诗的一个分支也好，毕竟是纯文学的一个门类，它拒绝媚俗，拒绝平庸，则是没有异议的。历史证明，媚俗给散文诗带来的危害是破坏性的。新时期以来，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商品大潮正给散文诗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散文诗如何在“雅”与“俗”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耿：近日，我以《散文诗：守住寂寞》为题，写了篇小文，便谈到您提的这个问题。我说：“寂寞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境界。我以为，散文诗这一文体，从其诗性气质上，便有一种可称之为‘寂寞’的品格。纯净，清高，与金钱权势追逐那些庸俗世态格格不入。这是隐含在文体骨子里面的内在精魂。”这种天生与庸俗世态不相容的品格，便是“雅”的情操了。散文诗是美的，其高雅、宁静之美，是诗人人格、品质和美学修养等综合素质决定的，守住它，才不致被侵蚀。所以，我以为拒绝平庸和媚俗，主要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文的问题。至于散文诗的健康发展，主要靠作家自己的努力。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艰苦劳动，她是商品、科技社会中诸多事物都卷入“千篇一律”的批量生产后，惟一保持个性化独创性的精神劳动。明乎此便知道，发展与壮大，唯有靠作家们的努力。“学会”之类，真搞学术，也许有点作用，但这样的“学会”颇不易得。我对之一直不太重视，始终坚信散文诗的成败，主要系之于每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好的作品不是由什么人“领导”出来的，只能由作家自己呕心沥血地“创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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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12: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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