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映：我与庄子心灵相通

　 陈红映先生可以称为云南的庄子专家，甚至不仅在云南的范围内这样称呼。

他说：“我爱庄子，我喜欢他。我与庄子心灵相通。”

对他来说，庄子已远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而是融铸着他近半个世纪的生命情感和理想追求。

写这篇访谈的时候，正是元旦。2003年元旦。

读陈红映先生校点的《南华真经口义》（又名《庄子口义》），注意到他为此书写《校点说明》的时间也是元旦。1991年元旦。

书稿是1991年底完成的，前后历时五六年。在辞旧迎新的日子写那篇有似小结的《校点说明》，他心里该有几分倾心注力后的欣慰与松快。他当然没有想到，真正把装帧精美的书捧在手里，却是2002年10月事。

12年过去了，新的一千年都已经过了两年，而他也72岁了。但无论如何，这部由宋代林希逸所著、被称为“善于解庄”的书，在距最初成书约750年后，终于得以走出图书馆的古籍室，以更准确完备的面貌呈现在庄子爱好者面前。陈红映先生的心愿多多少少得到了满足。

与庄子在苦难中相知

陈红映先生是云南大学的第一个研究生。

1956年8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后，通过研究生考试，由教育部直接分配到云南大学中文系攻读先秦两汉文学史。这样，他得以有缘师从刘文典、刘尧民等古典文学大家学习。

导师刘尧民先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大致包括：一、遍读原典，从《诗经》、诸子（《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到《史传》《左传》《史记》，再到《尚书》《易经》，再到甲骨文；二、披览今人研究成果；三、每读一书写一篇读书报告。刘尧民先生说：“我不要求你这两三年之内写出什么高水平的论文，先打好基础。”

他开始严格按照这个读书计划学习。光《诗经》就读了一个学期还多，遍涉从汉代到近现代的各种代表性注疏。

然而，这个读书计划在刚刚进入《庄子》这个环节后不久就被迫中断了。1958年2月，戴上“右派”帽子的他被遣送到弥勒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研读古书是辛苦的。从研究生入学到下放农场，一年半的时间，他的体重减了近6公斤。然而，随着翻开一部部经典，一个博大精奥的世界也在他面前次第显现。不仅如此，稍通清人做国学方法所带来的愉悦也是前所未有的。陈红映先生说：“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给初读古书者方法上的锤炼，以及闻一多驭繁就简的现代方法使我终身受益。”

除了自己研读，师从刘文典、刘尧民等先生所获得的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言传身教也弥足珍贵。

在农场，肉体的劳累和生活艰辛自不待言，而精神上的屈辱更何以堪。幸而他还有《庄子》。在被红卫兵抄走的书中，他千方百计要回了《诸子集成》和《文选》。

《诸子集成》由世界书局印行，民国二十四年出版，书名由蔡元培题写，共八册。其中，第三册收录了《老子本义》《老子注》《庄子集解》《庄子集释》《列子注》。这是他第一本关于庄子的书，至今仍跟着他，发黄的书页边，能够看到他从读研究生开始陆续记下的注疏及其他一些文字。

他关于庄子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这一生的第一篇论文《〈逍遥游〉探微》，就是从他读研究生时写在书页边的两个注引发开的。

《诸子集成》是他到昆明后，在光华街的一家古旧书店花二十多元钱买的，而《文选》则凝聚着一片师恩。离开北京向他的老师、钟敬文夫人辞行时，她给了他20元钱，嘱他买些书。他就到西单的古旧书店买了这一套两函线装书。

陈红映说：“劳动是繁重的。然而，一有空我就读《庄子》。它教我怎样面对人生和屈辱。‘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就告诉你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你要能够忍得住，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不要被世俗的态度所左右。”此外，司马迁“隐忍苟活”写《史记》的坚守，苏东坡“莫听穿林打雨声，何妨咏啸且徐行”的旷达，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都抚慰和强壮着他的心灵。“所以，司马迁、苏东坡、李白铸就了我的人生，还有庄子。你看，文学还是有用的，成了我整个精神支柱。”说到这里，他不由隐隐地笑了。

1979年1月2日，他终于又回到了云南大学。去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其间，他在农场成了家。下放前留在昆明朋友家中的书已被老鼠咬得残破不全，卖得的9元钱，朋友买了些床上用品给他送下去。

重新开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就把目标定在了庄子。1981年，中文系请老师们报选修课，他就报了《庄子研究》。

　　陈红映所看到的庄子

“鲁迅讲中国文化的根柢在道家，我觉得要把这块宝地挖掘出来，让大家知道，对整个社会发展起作用。这还不够，还要用西方的思想来审视它，寻找以往囿于时代局限所看不到的新鲜因素。”这就是陈红映研究庄子的主导思想。

他说自己研究庄子的方法是以训诂为基础：“没有考据的功底，就难免人云亦云。不读懂原意，说出的就不是庄子的思想。”

他的《庄子〈逍遥游〉探微》就是这种研究方法最典型的范例。在对整个庄子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对“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中“乘”、“正”、“御”三个关键字的追根溯源、旁征博引，把“乘”、“御”解为“随顺”，尤其是把“正”解为“规则”，从而得出他对庄子思想的一个总体观点，那就是要顺应自然的规律。

上述注解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方勇、陆永品著的《庄子诠评》第16页“注七六”对乘、正的注，除了引用晋人注庄权威郭象“顺从万物本性”，接着就写“陈红映说……”把他论文中的相关论证引用了一大段。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点名或不点名地对其所论加以引用。

1986年，他关于庄子“天人合一”观的两篇论文《庄子是天人合一型思想家》《庄子天人合一观的形成与批判》同时发表，其主要观点被1987年《中国哲学年鉴》收录。

此后，他又写了《庄子与罗丹的艺术观》。

1990年以后，他把对庄子的研究视野从形而上的纯学术角度转到了政治哲学方面。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背景下，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履中，他开始着力于挖掘庄子思想中的现代价值，而他也的确找到了。

在《庄子平等思想解说》《庄子的自由观》等论文做出初步探索的基础上，2000年他发表了《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这篇论文从自由精神、平等意识、张扬个性、和谐精神、不为物役、生态智慧、返朴归真、宽容精神和批判精神等9个方面总括论述了庄子思想中与现代精神相融通的因素。

论文除了承袭他一以贯之的遵循庄子本意、查根找据的特点之外，更凸现出敏锐的思想锋芒。文章最后，他总结说：“庄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最有活力的基因，具有前瞻性和潜在的理论生长点。我深信在现代生活基础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乃至市场经济原理等观念（例如老庄的‘无为’曾作为西方市场经济原理基础）都可能在《庄子》中孕育，为中国提供积极的智慧，也许这就是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此文刊出后，《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1）在“学术卡片”中收录了其要点。此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也将其收录。

就在写这篇论文的同时，他开始考虑庄子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他花了两年时间，买了大量书籍，探究自由主义的渊源及本质。其间，前人严复和当今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对庄子与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更坚定了他的看法，而他通过自己细致扎实的考证，也寻找到了一些新的论据。这样，他写了《庄子与自由主义》（即发），从个人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四个方面论述了庄子与自由主义在精神本质上的相通。同时，他还为前人所论西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得益于老子“无为”思想找到了直接语源，那就是郭象对“无为”所注“任其自为”与成玄英所注“放之任之”。

这篇论文中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宽容’一词，在《尚书》《论语》《老子》等先秦古籍中皆为单词，直到庄子才复词联用，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天下》‘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即对物宽容，不侵损他人。‘物’涵盖甚广，这里指思想言论和学术。”问陈红映先生这是不是他的独家发现，他笑了：“看样子是。”

陈红映认为此文可视为他研究庄子的一个小小总结：“我要达到的目标都集中在这篇文章。”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理解的庄子，那陈红映的庄子是什么样的呢？“书上说他是面黄肌瘦、脖子长长的那么一个形象，也可能吧。但我脑海里更多是由阅读他的文字而想象出的一个智慧老者形象，飘逸脱俗，洞穿世事，豁达自在。”除此之外，陈红映还视庄子为性情中人，并非常强调林希逸对庄子的一个评价：“愤世疾邪”。

　　整理一些资料留给后人

对于从事庄子研究或仅仅是喜爱庄子的人来说，台湾学者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都不失为一个读庄子的好本子，搜罗广博，注释详切。陈红映在给云大中文系84级的学生讲《庄子研究》时，选课的100多名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现在想来，此景可谓壮观）。

就是陈鼓应的这本《庄子今注今译》，征引的古今人注解，有超过十分之一出自宋代林希逸所著的《南华真经口义》。

陈红映介绍，宋人的庄学研究有重要地位，解庄之书大约有三十多家，其中有多家收入《道藏》，而《四库全书》又从《道藏》所录中取了三家，《南华真经口义》正是其一。他认定这是一本解庄的好书，可惜只被作为典籍珍藏，当代普通人很难有缘结识。

于是，当1983年国家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提供了两大本需整理古籍的目录供大家挑选时，他在这两本目录之外自报了“《道藏》中的庄子”这个选题。项目迅速得到批准，他也随之开始了长达五六年的校勘整理工作。

“好在云大图书馆的相关资料非常全。《道藏》全国大概有20套，云大就有一套。这也是我敢报这个选题的原因。”陈红映校点《南华真经口义》，就是以《道藏》中的《南华真经口义》为底本，并以四库全书的《庄子口义》为辅。此外，《道藏》中的其他几本与庄子有关的书，以及近人今人注解庄子的重要著作，都加以参考。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云大图书馆的古籍室几乎成了他的办公室。“一本本书摊在桌上，我走的时候都不收，第二天又来。”这是真真正正的坐冷板凳，而不仅仅在象征的层面上说。“冬天，图书馆那个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红映先生还是禁不住有些感慨。

谈及古籍整理，他说：“它是冷门，确实冷。但没有古籍整理把古代一些好的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我们靠什么来研究？中华文化如何传承？现当代能够在古典文化典籍的研究上取得成果，就是靠前代，尤其是清人给我们整理的资料。清人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但它在古籍整理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宝贵的遗产。举个例子，墨子，在先秦是显学，到战国末期、汉代以后，统治者不喜欢墨家，它就渐渐衰微了。直到清朝才有人重视墨家的书，经过几个人持续几代的努力，最后到孙玉让（？）才把《墨子》校勘整理出来，成为一本完整的书。否则，整个先秦，百家里很可能就没有了墨家。”

对陈红映来说，校点《南华真经口义》，还有一层个人因缘，那就是与刘文典先生的师生关系。“刘文典先生有一本《庄子补正》，1946年云大给他出的。这本书至今仍是研习庄学的必备书。《南华真经口义》的校勘就是继承他的方法。”

话说回来，当时批下来的经费500元，光复印典籍就差不多耗尽。书稿完成了，却因为没有出版资金而一搁再搁，直到2002年10月，才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云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云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三方联合资助下出版。

陈红映的老师启功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在看了书样后，写了序。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林希逸是庄子功臣，陈红映教授又不失为林希逸功臣。”

在这部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校点稿中，陈红映列了四百多条校，在以保持宋代《庄子》原貌为宗旨的基础上，勘校出不少前人差误，包括四库全书《庄子口义》中的缺漏，陈鼓应、刘文典先生对某些字词增减及注疏的不当，等等。对此，他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学者都会有他疏忽的地方，要吸取人家好的成果，对人家疏忽的地方你也不能盲从。”

说起证实四库全书《庄子口义》中有103字、303字两处缺漏，还有一个小插曲。校勘《南华真经口义》，陈红映缺一本书，即明万历本《庄子口义》。这本书国内仅北京、上海存有四部。2002年9月，他回北京参加北师大100周年校庆，拜访任继愈先生时，提及此事。任老随即拿出自己的名片写上：“善本部：这位老先生研究庄子多年，是位专家，需要万历本《庄子口义》，请协助。”凭着这张名片，他进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通过查看微缩胶卷，证实了原先的推断。采访时，我看到陈红映先生已经把新查到的资料，用红笔补写在相关校注的旁边。他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版，就补充上去。”

对于这本书，陈红映先生的说法是：“不是我有什么，而是这个书本身就有价值。”

　　关于庄子的雄心与遗憾

按陈红映原来的选题计划，是要把《道藏》中其他几本关于庄子的书也一并整理出来。但现在，已年愈古稀的他，仅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了。因此，他寄希望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年轻老师。

“我有一个自称是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在完成《道藏》的基础上，再来完成一套大型丛书《庄子集成》。台湾出了一套，把凡是有关庄子的书籍都收集整理，逐一出版，不论是学者研究还是普通读者查阅都非常方便。”说到这里，陈红映先生不由神采焕然。

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陈红映先生说：“我觉得我这一生很遗憾，我没有高的学术成就。不过，我努力了，对此我问心无愧。如果说我还有一点成绩的话，那就是我在庄子研究这个方面也可能给后人留下了一点可能有用的资料。”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笑着插话：“只是资料吗？”

他笑了，很含蓄的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一点思想吧。一部《庄子》，我不敢说我对它读懂了，决不敢这么说。它浩如烟海，我们只是取了一瓢水。我只有这么点能力，我也只有这么多时间，如果没有在人生最宝贵阶段荒费那21年，如果我能把西方的著作读得更多，也许我看庄子可以比我现在看得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