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为清朝嘉庆十三年建的昭通清官亭公园，至今已经200多年。大年，逛清官亭是家乡的习俗。图片中的石公鸡，是公园的标志性雕塑，儿时，总想去摸摸）。
又到春节，过年了。
过年的记忆，还是儿时最强烈。而根植于记忆深处的过年印象，当数过年时母亲一整套很有讲究的忌讳。
在老家昭通，腊月二十四开始，年味就越来越重了。扫尘、祭灶神、舂糯米面、做血豆腐……每天，家里都按部就班地按照母亲的安排，开始严格履行着各种过年必须完成的所有程序。
每年，在这个时期，母亲对我和弟弟嘱咐得最多的，便是过年的忌讳。腊月二十四到整个正月期间，不准在家里讲老虎、豹子、狼等凶猛野兽的名称，否则，家里会“不清静”；大年初一至初三，家里的垃圾和脏水不能往外泼，担心“破财”；从年三十到大年初三，不准领女同学、女同事、包括女朋友到家里做客；不准用针用线、不准吃药、不准动刀、不整跨在门槛上、大年三十的鞭炮必须又脆又响……太多的讲究，让我和弟弟过年过得无比的小心翼翼。
这些忌讳，母亲有时从新年（元旦）便开始嘱咐了。
儿时，懵懵懂懂的我和弟弟，对母亲这些过年的忌讳是非常抵触的，这种小心翼翼影响了我们过年的愉悦，但考虑到新衣服和压岁钱的诱惑，以及破了忌讳，母亲有可能唠叨一年的严厉指责，我们不敢抗议或冒犯，只能遵行。
我和弟弟过年时在家里的行为和语言，规矩了许多。
大年三十，母亲的忌讳更加严厉了。母亲的权威，在过年时得到最大化的彰显，近乎于霸道，一切，必须由母亲说了算。
不仅我和弟弟，即使是父亲冒犯了母亲的忌讳，也要遭到母亲丝毫不留情面的白眼和责备。在这一点上，母亲对丈夫、儿子做到了绝对的公平合理——谁也别乱了母亲过年的规矩。平时就很少说话的父亲，过年时更是沉默，什么都由母亲说了算。
无疑，父亲给我和弟弟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其实，母亲的忌讳和现实是有冲突的。
鱼，是我们家年饭必须有的，暗示着“年年有余”。每年大年三十的早上，父亲总是按照母亲的安排，到菜市场买来好多欢蹦乱跳的小鲫鱼。父亲知道母亲嘴刁，买的小鲫鱼巴掌大，入味，而且鲜。小鲫鱼养在盆里，保持着新鲜，晚饭前宰了，上年饭桌。
临到傍晚，该宰鱼了。
母亲是万万不说出这个“宰”字的，这是大年三十的大忌。但作为年夜饭的总管，又不得不督促父亲把鱼宰了。此时，母亲的智慧便显现了出来。她对父亲说：“时间差不多了，把那东西弄了”。
一直被围在忌讳里的父亲，狡黠地说：“你说的什么东西？”
母亲：“盆里的东西。”
父亲：“盆里的什么东西。”
母亲显然有点鬼火了，把养鱼的盆端到父亲面前，重重地放下：“就这东西。”
父亲仍然装糊涂：“这东西要怎么弄？”
母亲拉下了脸，声音大了：“快点，要吃年饭了。”父亲知道再逗下去，惹出的后果会很严重，便认真了起来，挽挽袖子，蹲在地上，三下五除二，把盆里的那些个东西，弄了。
我和弟弟嗑着瓜子，冷静地看着这一幕，不敢说话，但对父亲又增添了一些崇拜。母亲不可动摇的权威，在父亲这儿，大过年的遭到了抵抗，尽管父亲的抵抗显得苍白，但能让母亲一定程度着急，我们多少有点幸灾乐祸。
迎天地、接祖宗、贴门神对联、放鞭炮、发压岁钱……在母亲的统筹下，我们家的每一个春节，便在母亲的忌讳和规矩中，年复一年地喜庆着。
上世纪1995年的冬天，临过年了，在下大雪的一个早晨，病了好长时间的母亲，走了。
过年，因为少了母亲的讲究、忌讳和唠叨，越来越随便。
没有母亲的春节，过了18年，很渴望能过个有母亲忌讳的年。细细想想，过年的忌讳，不仅来自于母亲殷实而文化的家庭传统（旧时，外公经商，外婆教书），更多的是，母亲把过年的忌讳，当作维护全家美满的寄托。全家的幸福，父亲、弟弟和我的健康，母亲集中放在了过年的忌讳之中，这是她的大事，她的讲究，不容冒犯。
我理解了父亲，过年时，父亲越发不说话，以及对母亲的尊从，他把家，把我和弟弟、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母亲。母亲走了的第二年，一直更加沉默的父亲，在七夕那天，找母亲去了。母亲那里，需要父亲大年三十的早晨，冒着雪花，去买小鲫鱼……
母亲以她的方式，祈福着家的平安和兴盛，守望着家的美好，守护着父亲、弟弟和我。来生，我和弟弟，还做母亲的儿子，同样看着父亲挑战母亲的权威，那是家的感觉，亲人的融洽和乐趣，以及母子间的那种“温馨的幸灾乐祸”。
“把那东西弄了”——这是最有年味的话。一辈子，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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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