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武斗的暗黑记忆
摘要: 小辉家住在家属楼临街一面的三楼，斜对面隔着马路就是汽车总站，那里是当地炮派的大本营。一天晚上，小辉的妈妈点着蜡烛去关窗帘，小辉因为胆小，一直拉着妈妈的衣角，小尾巴一样形影相随。就在这时，一声冷枪响起， ...
有关武斗的暗黑记忆 一 武斗开始的时候，我刚满四岁。后来知道，这座小城，当年还是全省武斗的重灾区，惨烈程度仅次于省城。 局势是慢慢紧张起来的。 记得我家住的平房，窗外数十米远的地方有一道矮墙，墙的那边，是小城当地的一家单位，和父亲他们单位属于不同的派别——父亲他们是“八·二三”，对方则是什么“炮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派之间产生了摩擦，不时发生斗殴流血事件。 一天下午，父亲忽然紧张地回到家里，说对面单位的人有枪了，随时可能向这边进攻！ 父亲小心翼翼、躲躲藏藏地拉上窗帘，然后掀开一条缝，让我和哥哥往外看--果然，墙的另一边，有些人在来回巡逻走动，他们的手上、肩上，影影绰绰可以看到枪支。 本来我们不紧张的，可是父亲的紧张让全家都紧张起来。 父亲翻出一块破旧的塑料布（平时用来铺在床沿边的那种），在桌子下铺好，然后让姥姥带着我和哥哥躲在桌下，靠墙坐着；而他和母亲，则整个下午都猫在屋里，轻言轻语地说话，轻手轻脚地走动，到后来甚至切菜、做饭时都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发出大的声音……这一幕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天，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埋下了恐惧的阴影。 二 从大院到小城，武斗很快就蔓延开来。不管白天黑夜，随时都能听到高音喇叭声，呐喊声，以及尖利的、划过天空的枪声。 有一天，我们奇怪地发现父亲在做弹弓！那时我们还小，从来没有自己的弹弓，所以对院里有弹弓的小朋友一直是羡慕，嫉妒，不敢恨。而这天，父亲会不会是突然良心发现，在给我和哥哥做弹弓当玩具呢？我们也不敢问他，只是眼巴巴地守在旁边看着。我们后来当然失望了。父亲一共做了两把弹弓，一把自己用，另一把给了一个叔叔。 那两把弹弓，是他们参加“战斗”的武器。 那些日子，我们经常看到院里的大人手持钢管、棍棒，少数人拿着枪，有的还戴着钢盔，情绪激动地呼喊着“保卫”、“打倒”的口号，在院子的大门口冲进冲出，与对手做着殊死搏斗。有时，他们会凶狠地押回几个俘虏，一路拳打脚踢，然后关进大楼里；有时，他们又慌乱地抬着受伤的战友跑回来，一路嘈嘈嚷嚷地呼喊着医务室的医生…… 记得有一次，大院失守，很多头戴钢盔的“炮派”攻了进来，包围了办公大楼的几个出口。院里的叔叔阿姨们坚守在楼里，用桌椅什么的堵住了各道门。他们不时从二楼到四楼的窗口伸出头来，向下扔出石块、砖头等杂物，打击着楼下的对手。他们还在顶楼架起了高音喇叭（现在分析，他们当时使用的电源应该是汽车蓄电池，因为那时的小城，电力中断了好长时间），放出最大音量，轰炸般地播放着“最高指示”、革命歌曲和各种口号。在那些口号中，有一句特别朗朗上口，所以我直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 “八·二三不倒！四·二零，就是好！气死老保保！” 对了，“四·二零”是小城当地的一个派别，和“八·二三”是同盟；“老保保”即保皇派，也就是当时的“炮派”。 三 那时的小城，除了身边的嘈杂声、不时划过天空的枪声外，平时唯一听得到的，就是高音喇叭声了。 城里的几大派别都有自己的高音喇叭，一到白天就不停地播放，似乎都想在音量上、气势上压倒对方，而播放的内容却都大同小异，无非是语录、歌曲和口号。 《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在这里就不用提了。当时的语录歌非常盛行，貌似很多毛泽东和林彪的语录都谱了曲，然后通过高音喇叭传送到我们的耳朵里。我自己虽然只是个学龄前儿童，但是经过高音喇叭超长时间的疲劳轰炸，居然不知不觉间记住甚至学会了很多自己都不理解的歌曲——多年以后，和几个酒友在半醺状态下唱起文革时期的老歌，才惊觉到这种洗脑方式的恐怖！ 说起超短的语录歌，排在第一的肯定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首应该是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一首林彪的题词，听起来就像絮絮叨叨的口语：“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做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后来有段时间，喇叭里经常重复播放几首过去的老歌，比如《毕业歌》、《大路歌》、《工农革命歌》、《大刀进行曲》，等等。当然现在知道，这些老歌都是被改了歌词的。比如聂耳著名的《毕业歌》，原歌词是这样的：“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可是那时我们从高音喇叭里听到的却是这样：“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日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 特别提一下《大路歌》。同样是聂耳作词的歌曲，歌词也惨遭篡改，成了“工农弟兄一齐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填平苦难的深渊。跟着中国共产党，团结战斗到明天”云云。但我重点想说的是这首歌的曲调，男声合唱时特别低沉、缓慢。在当时的氛围下，每当这首歌响起来，我心里就会收紧、害怕，原因不明。 这是相对喧闹的白天。到了晚上，整个大院、整座小城却成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漆黑、寂静而又令人绝望的世界。 城里的电力供应，自武斗开始就完全中断了。当时我最怕的就是天黑，不能出去玩耍，只能静静地坐在家里，坐在黑暗中，发呆。父母偶尔会点一下蜡烛，揿亮一会儿手电筒，那是要找东西。多数时候，家里是漆黑安静得像没有人居住一样。 这就是我童年时度过了一个个夜晚，没有玩具，没有故事，只有无边的黑寂。唯一能打破这种黑寂的，是每晚雷打不动的，来自遥远北京的声音。 每天晚上八点整，我家窗外那个单位的高音喇叭，就会在嘀嘀啵啵的电流和电波嘈杂声中，传来一个无比严肃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今天联播节目的内容主要有……” 是的，那就是无数个黑夜中唯一的声音，提到领袖时饱含深情，说到革命时慷慨激昂，批判敌人时怒火满腔。我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也觉得有个声音，起码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在正常地活动着，比如广播里的这一男一女，他们就像我身边的巨人，陪伴着我，甚至保护着我，让我不至于那么孤单害怕。 可是，半个小时总是飞快地就过去了，随着一句“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送完了”，夜空中照例响起《国际歌》的旋律，最后就是一片死寂——正因为如此，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听到《国际歌》那阴郁的旋律，我就知道死寂马上就要笼罩整个世界，我就条件反射般地感到害怕和无助。 我想，哪怕现在，让我一个人呆在某个漆黑安静的环境里，再次聆听《国际歌》的乐曲，那恐惧的感觉，可能还会回来吧——自童年开始，这种恐惧已经深深印在我的潜意识里了，如蛆附骨，阴魂不散。 四 忽然有一天，父母和院里的叔叔阿姨们慌慌张张要逃亡了，说是一支名叫“滇挺”的队伍从省城攻到了小城，他们和“炮派”一起，与“八·二三”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制造了“1·16”惨案。后来查阅资料得知，在这次武斗中，双方死亡104人，其中“八·二三”77人，“炮派”27人。从死亡人数上看，“八·二三”惨败。 于是，我的父母，连同他们的“战友”，开始了一次离奇的逃亡，躲到了离小城十来公里的雪山上！ 父母逃亡前，把我们兄弟俩和姥姥一起送到了我舅舅家（我舅舅和我父亲一个单位，但是住在城边一座小山上）。舅舅住的地方，我们都叫它“干打垒”，其实那地方没那么简陋，而是几排依山而建的二层红砖房。当时舅舅也逃亡雪山去了，舅母一个人带着我们，包括我的表哥和表弟妹们。 在干打垒的记忆其实也不多，大致是这么几样：一是舅母做的菜味道好香，和家里的完全不同，应该是隔锅香吧；二是有一天晚上，姥姥在黑暗中悄悄塞给我一小块冰糖，还让我别告诉表弟表妹们，那晚上嘴里的糖，好甜；三是有一次听到一个阿姨哭号起来，听别人说，她家养的小鸡被老鹰抓走了一只…… 后来舅舅回来了，接我们回大院。回家一看，母亲在家，而父亲却还没回来。 隔了多少天也不知道，这天傍晚，我们正在大院门口玩耍，不知谁突然说起了“死”的话题。一个小朋友居然指着我说：“谁都会死的，以后你姥姥还不是会死！”我听了心里那个气啊，更是指着他不停地叫：“你姥姥才会死！你姥姥才会死！”两人都气不过，只好开始“斗拳头”——小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打架的，两个人对面站着，不断用拳头击打对方的拳头，看谁被打疼了先认输。其实那时我就体会到，这种打架方式实在是无聊透了，两人才开始可能会打得重些，可都是拳头啊，对方疼了，你自己不也疼吗！所以打着打着，双方的动作都会舒缓下来，很多时候就是轻轻地碰一下。但是，谁都不甘心首先认输，因此就继续打吧……到后来，两个人都会心不在焉起来，一边斗着拳头一边东张西望，或者一边和旁边的人聊着天…… 那天就是这样。正当我和对方打得无精打采，思衬着怎么结束的时候，几辆解放牌汽车从马路上开了过来，拐向我们的大院，一下解了我们的围。我们慌忙让开道，站在一边张望，只见几辆车上都押着人。 被押的人高举着双手，沿着车头和车厢的外围一溜儿站着，他们的身后，站满了拿着钢筋、木棒和梭镖（俗称红缨枪）的人……看着看着，我突然傻眼了，因为我在第三辆车上看到了我父亲，他居然——高高地举着双手！他也成了俘虏！ 我吓坏了，跟着车就跑。我看到，汽车开到大院礼堂的门口停下了，然后，所有的俘虏都被关了进去。而那个礼堂靠舞台这面的后墙，距离我家住的平房，只有短短的十多米，中间只是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过道的尽头，就是大院的公共厕所。 我惊慌失措地跑回家，告诉母亲，父亲被抓了。母亲冲出去打探情况，回来后告诉我们，没事的，父亲过几天就能回家了。然后，她翻出家里最厚的褥子和被子，还有凉席和油布，送到了礼堂…… 好多次，我扒在礼堂的门缝上向里张望。里面打满了一个挨着一个的地铺。我终于在杂乱的人群中找到了父亲，他的铺位在舞台靠左的地方。 我记不得是过了一二十天还是一两个月，父亲终于回家了。他很疲惫，脾气也不好，所以我们大气都不敢出。突然他开口了，说忘了拿袜子，让我去礼堂找找。我赶忙跑到礼堂，来到他睡觉的地方，可是找来找去都没见到什么袜子。不过，我眼尖地看到铺地的稻草中有一个绿豆芽杆那么细的小塑料瓶，就捡了起来。回到家，我说没找着袜子，只捡了个小塑料瓶，不知是什么东西。父亲拿过去看了看，淡淡地说，哦，打火机火石。 五 有人曾经问我：你说你经历过文革武斗，那你见过死人吗？ 我当然见过。 记得武斗结束以后，院里开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在令人压抑的哀乐声中，台上排列着六个烈士的遗像——其中的五人，都是在武斗中死去的、我非常熟悉的叔叔们，而排在第一位的遗像，却属于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儿童。他叫小辉，我们曾经一起玩耍过。 小辉家住在家属楼临街一面的三楼，斜对面隔着马路就是汽车总站，那里是当地炮派的大本营。一天晚上，小辉的妈妈点着蜡烛去关窗帘，小辉因为胆小，一直拉着妈妈的衣角，小尾巴一样形影相随。就在这时，一声冷枪响起，一颗子弹撞碎玻璃，穿过小辉妈妈的手掌，恰好击中了小辉的头部。 小辉，因此成了大院在武斗中牺牲的年龄最小的烈士。 说起死人，还有一个叔叔，他不属于“烈士”，不在追悼会那六人的名单里。他是一个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他的死，却给我留下了最刻骨的恐惧。 这个叔叔单身，二十七八的样子，长得瘦削帅气。他也住在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和我家隔了三道门。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打倒的，只知道他在一段时间里经常被批斗；而在我的生命中，的的确确和他有过真实的交集，以致使我至今难忘，至今愧疚！ 好吧，我承认自己当年是个顽劣讨嫌的熊孩子……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坐在家门口玩，看见这个叔叔回家了。等他进了门，我突然发现他的一串钥匙还挂在暗锁的锁孔里！我动了贼心，压制着狂跳的小心脏，偷偷摸摸走过去，悄悄把钥匙拔了出来，然后一溜烟儿往大门外跑去。 当时，大院门口马路的对面还是一片田野。我跑到田埂上，看看四下无人，便蹲下来看那串钥匙。一个钥匙圈上挂着五、六把钥匙，还有一根闪亮的小铁珠串成的链子，链子那头是可以别在裤腰上的小夹子。我翻弄半天，发觉这串钥匙对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用，既不能当玩具，更不能拿出来光明正大地玩。看了半天，我忽然对那条链子产生了兴趣。我想弄明白，这些半粒芝麻大的小珠子是怎么串起来的——于是，我想把链子拉断看个究竟。谁知，那链子太牢实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手指都扯疼了，还是没有把它拉断…… 时近黄昏，看看到了吃饭的时候，我想了又想，居然，把那串钥匙扔进了水沟里！ 然后就回家了。 事后，那个叔叔也找我问过，见没见到他的钥匙，可是我非常害怕，没敢对他说实话。 再然后就是那个令人恐惧的早上，门外突然有人大喊大叫，说那个叔叔上吊自杀了。我跑出门外，看见他家门口挤满了人，后来连公安局的都来了。听大人说，前一天晚上他才被批斗完，回到家以后，拆下床板靠在门边，然后在床板和门框之间栓了根绳子，就这么吊死了。 我没敢进他家去看，不过他的尸体被抬出来时我倒是看见了。后来有的小朋友说自己进屋看过了，他看见那叔叔的舌头伸出老长老长，吓死人了…… 从此，天黑以后我基本不敢出门了，哪怕出门倒洗脚水，都是站在门口就哗地一下把水泼掉了，眼睛根本不敢往他家那边看。有几次在外面太贪玩了，天黑透了才想起回家，我害怕极了，就会站在路口等着，等到有大人打着手电筒去公共厕所，我才敢跟在他们身后走进去，离家门不远了，才敢撒腿往家里狂奔，心里也一直狂跳不止…… 两三年以后，我也上小学了。不知怎么的，有段时间，天黑以后，我偶尔会来到办公大楼的二楼，注视着黑洞洞的、长约三四十米的廊道。我想象着廊道深处有一个身穿白袍的女鬼在游荡。我非常害怕，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然后，我会鼓足勇气，使出最大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从廊道的这头跑到那头，然后大步大步地跳下楼梯，冲出大楼…… 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至今我都不知道答案。 练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