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读见的云南乡村

小学一二年级时吧，有位外地同学插班。放学回家才讲了句“今天班上转来个老纵”即被家父拎到阳台上训话：“哪个教你仿这份儿喊别人？往上数三代，所有人原先都是‘老纵’！”

“往上数三代”是夸张了的概数表达，但我立刻领会了爸爸的意思。

“老纵”，方言意为“农民”“乡巴佬”。

过阵子，小西门勤学文具店门口，家母代一位因随地吐痰而被两名红袖套堵住的老倌交了5毛钱罚款。当时老倌反复说着他那一背篓柴一根都没卖出哪来的钱，红袖套则一味强调当街吐痰违反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双方一直拉锯，引得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在叮嘱过老倌“你喈以后注意的点儿见着垃圾桶再吐！”之类后招呼我回家的路上，妈妈解释道：“农民砍完柴老远八远进城来卖，不容易呢！村子首又不兴有哪样果皮箱垃圾桶，口痰到处吐正常得很，一哈子罚掉他五角钱，说不过kè。”六七岁的孩子远不够懂事，所以会一边“哦”着，一边飞快地把5角钱换算成了1/2套福华园过桥米线、1/2碟东风冷饮店巧克力圣代冰淇淋、一杯北京饭店橘子冰汽、两碗佑兴园大酥牛肉饵丝、两碗半天津小吃紫菜汤馄饨、10根绿豆冰棒……

两次微型的“农民”事件成为契机，父母借此进行了他们对子女关于“消除歧视”与“设身处地”的常识教育。

嗯，忆及童年往事缘于近日“农村”“乡愁”话题的众议爆发。

我的家庭没有半个滞守乡土或者自那里开始浪迹/发迹的亲戚，上述家教直接给人的收益是结交下了几位莫逆，日后说起相识之初的印象，他们喜欢提到“你一点儿都不仿其他那些两城区户口呢一样憨跩憨跩呢”一类。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已难以想象从前不包括茨坝、松华、滇源、阿子营等地的盘龙与不包括黑林铺、普吉、沙朗、厂口等地的五华这两个行政区域内户口所拥有的格外的优越，比如，同样报考昆一中高中部，你的录取分数线可以比西山区、官渡区的同学低二三十。上述家教，还为我到L先生门下学习埋了“伏笔”。

有将近半年时间我随Ts大L先生修传播史。众多备选导师中认定他，一是其人温文尔雅，二来，其人的研究、讲授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息息相关。

L先生指定的阅读资料里曹锦清那本《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排在前面。以此为源头，又集中看了一堆“农村”相关著述，其中一本特殊些，一位墨西哥作家的小说集，云南人民出版社“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之一。作者胡安·鲁尔福是国际公认的“农民作家”，除去题材，更因为他对农民及其经验的叙事模式与叙述言语/情绪的独一无二。那堆著述让人发现自己既往对“农村”的认识基本仅止于“感情”层面——主要由新闻报道、文学故事所引发的同情、怜悯。《胡安·鲁尔福小说全集》也是文学，但作者走得要深远得多。

回到云南，开始有意识地寻机会去了一些县城、村镇，哪怕做过背景预习的功课，哪怕尽力把都市生活经验的干扰压缩再压缩，仍清楚地知道自己对那些地方的探访带得有片面与盲区，因此，某些作者镜头里、笔下的“云南山乡”成为弥补、充实自己的“课本”。下文罗列的个人获益过的一些“课本”，其类别、内容、风格各异，交集在于：立足于现实情境，并不提供“桃花源”式的理想价值或有如清供的空疏慰藉，它们，共同汇成一幅杂糅、立体的云南乡村图景。

一是影像类。

1.纪录片《故乡》（2011）：影像很流畅，有种奇异的混合效果，比如既有宏仁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场景的凌乱龌龊，又有几“匹”纸扎的马在空镜头里的安详诗意。《故乡》只是一个用镜头记述下的关于滇池边某村落的“微观个案”，但它所展示的，是宏观的权力如何抵达社会底层，家庭、个体的命运又如何因之改变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之中，这个过程，不独属于宏仁村。

2.剧情片《碧落雪山》（2010）：这部电影跟它的编剧之一存文学的同名长篇小说，差不多已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碧落雪山》的主人公们是世代居于深山、奉狗熊为祖先的傈僳族，但他们对由行政力量所规划的进入“现代化”“全球化”命运的纠结或抵触，不难体会。

二是文字类。

1.学术作品《访灵札记》（2000）：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很长时间里对“神”“灵”之类不以为然，这部关于滇南山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神秘、原始成分的文化人类学田野笔记，打破了我的偏狭。

2.学术作品《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2011）：本书作者朱晓阳，也是纪录片《故乡》的两位作者之一，“小村”，便是《故乡》镜头中的那个。书与影像，保持着精神上的一致。对于一个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的门外汉，不能说自己完全理解了本书研究、观照小村的理论思路，但被作者扎实的田野与理性的思考所给出的结论一次次地提示着“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在这一节我们要谈一谈2006年以来小村的新村建设和老村改造浪潮是如何与昆明市的城市化过程相关联的。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资本和农民是如何‘合谋’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结果是使本来应该具有‘剥夺性积累’性质的城市化，变成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惠-补偿’。这个过程的另一个结果是，国家、资本和农民之间‘共赢’的成本是由‘耕地迅速消失’或‘生态环境’来买单”。

3.长篇“小说”《神史》（2011）：几年前得知致力于为偏远地区少年儿童提供公益阅读服务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在昭通巧家设有一个“孙世祥分馆”，因好奇“孙世祥何许人也”而发现了这部书。《神史》不容易读，一来它页数上千，二来它人物众多（有热心网友专门绘了一张人物关系图），第三，它的文体具有某种估计属于作者无心间而成的“实验性”，杂糅了小说、自传与方志。《神史》清晰、明白地告诉读者乡村的斑驳，“善良”“纯朴”一类刻板印象之外常见“实用”“鲁莽”“算计”“倾轧”“非理性”。说这部书是孙世祥用生命写就的，不夸张。

3.散文集《江边记》（2013）：“三十年前旧事”与“少儿视角”两个基点排除了这部作品“风格冷峻”的可能，但若因此便很容易地读至感动、觉出暖意，也轻率了。所谓“语浅意深，语近意远”，《江边记》呈现了一个地处滇西（而非滇东北）的昔日乡村世界，一个自一开始的“男孩”、后来的“少年”双眼望见的世界，且这位主人公还有点点异类：边缘、好奇心强、敏感、喜欢遐思。但全书有个唯一的引文注释，注明引了鲁迅关于中国人记性的说法，书里写：“苦或痛的事太多，可是江边人一如既往地‘还能欣然活着’。”如此，揭示了这部集子的一种底色：沉郁。（该书注释不少，几乎都是对方言词语的注音及释义。按照个人理解，逾越了普通话标准的写作，或明或暗地包含着作者对生命根源、地方文化的某种眷念与自信。）

4.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2008）：穿过诗人作者字里行间时或散发出的巫蛊气息、魔幻气息，看得见那些绵密的欢愉与悲伤、温情与残酷，它们，敲打读者的神经。当然，它们，何止存在于滇东北乡村？

5.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2008）：作者叶多多的笔墨坦直有力、庄重悲悯。容我直接抄录该书《自序》：“我开始惧怕山村里的乏味与脏。我不得不承认，诗意是有条件的，看与被看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当直接面对山村日常生活的时候，诗意往往只是一种文学语言，是书本里的东西”“很多时候，我只能无助地一声不响地看着那些与现代社会隔离得相当远的山村，看着那些贫困却平静的人们”“我想，我所能做的，恐怕仅仅是在一种积累的空间和时间里，来面对那些山地生命所传达出来的尊严、尊重、敬畏和信息，来表述一些刚刚过去或正在进行的生活情状、高原周而复始的时光，以及人们在相互感染中的恐惧、期盼和愿望”。

任以上数目寥寥的作品再真实、多姿，因它们而识得的“云南山乡”依然有限，更不必说乡村，拥有它难以被归纳、被剖析的自由。

有机会再整理一下“我所听闻的云南乡村”。比如，大理剑川石宝山歌会的变味，跟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那项针对全国农村中小学校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撤点并校之间的关系。

话说完了，却忍不住想把胡安·鲁尔福《北方行》的大意记在这里，小说写当一位试图进城的青年农民返回小村时，原来属于他但被他所遗弃的一切，再也不属于他了——他，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