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人眼中的70年代人

张稼文的业余

http://www.sina.com.cn 2002/11/07 13:31   城市画报

　　对于70年代生人，我惟一在乎的是当他们走向社会并开始掌握某些权力的时候，我年轻时享受的那份年龄优势便意味着已经失去了。
　　70年代？这个词出现在我头脑里的确只表明一种记忆：我自己曾经历过的艺术和政治。我从来不觉得“70年代”与现在有关，因为我不是70年代生人；对于我自己的那个60年代，我所怀的那份追忆式的情感也大过我要在现时当中为了证明自身价值而拼命寻找同类。多数情况下，我只是为了证实一下我的观察力而随便地问及某人“你是哪一年的”，这比问“你多大”似乎多了一份历史感。我没有觉得60年代生人有什么对我个人而言特别重要的特征，除了某些共同的历史经验(这还得看是不是每个人都特别在乎这种经验)；对于70年代生人，我惟一在乎的是当他们走向社会并开始掌握某些权力的时候，我年轻时享受的那份年龄优势便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如同爸爸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我那被宠爱的权力至少要被瓜分掉一半。在这种失落感之外，和70年代生人进行的比较或者说竞争只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眼下这点年龄上的差距在未来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也就是说，作为60年代生人，那提前了10年的“知”也可能是“白知”，因为“现实”比具体的每个人更缺少记忆。
　　也许只有在卡拉OK的时候，70年代们和我们60年代们的差距才真正拉开了，因为他们哼不出样板戏中的任何一句。显然，要论怀旧的功夫，70年代们在我们60年代们面前会急得双脚跺地。为了想像自己也搭上了头一班车，70年代们作为文化搜集分子会比我们更勤奋地提及那些发生时间比他的出生日期早10年或20年的事情——这是想像向经验的挑战。这样的努力的确改变了我们和他们的现实处境，社会学家会将我们重新归类，而历史学家出乎懒惰或节省资源，会将他论文的标题定为“60—70年代的这个那个”。
　　一个60年代人眼中的70年代人是怎样的？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我相信当我们敢于下结论时，事实上我们心里想到的只是某个生于70年代的朋友(例如此时我就老想起了张晓舟)，他身上的某些特点经过加工处理后变成了所有这个时代人的标志。可是作这类分析的意义何在呢？
　　我记得有一位前辈告诫过我要为自己所说的话留出后路，以免到了他那个年纪还不敢正视曾经有过的幼稚。这句话被我听成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屈服”，可是向谁“屈服”、“屈服”什么，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我今年已经40岁了，正爬到人生的中段，或者说是被上下两头的人挤在中间。我前方的影像已然模糊不清，而在我的身后，簇簇拥拥的人群不知是出于组织的需要还是竞争的本能，高高地举打着一面旗帜，上面绣着“70年代”几个大字。我看着这面旗帜，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些事情，例如和谁吃晚饭，和谁一起旅行。我会在意对方的年龄而不是对某类事物的兴趣吗？
　　在与80年代们的交往中，我终于发现70年代们是我们60年代们的版本改进，也就是说，我们之间的对话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频密，因为50年代们已经不想说话了，而80年代们还不会说话。当我们现在有资格利用差不多已完善的话语体系谈论爱情、家庭、权力和欲望时，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是在表明自己正面临这些概念的考验，而不是对它们有多少真知灼见。但是，由于我们被赋予了言说的责任，我们便不得不说了。我们说话，我们重复，在形式上做出某些让人乍舌的努力(仍然有必要提到张晓舟，他那言说的才华常常被我戏称为“铁板牛肉”，那是一种能够让人充分体现活力、保持警觉性的形式，尽管冷却后一切都回复为基本常识)，这就像旧时北京天桥的杂耍班子，老的班主带出新的徒弟后就把整个摊子连同自己的闺女都交给他了，而看客们也都换了另一拨面孔。
　　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社会族群的分析是以时间为划分点而不再强调阶级和性格？如果排除了历史(时间)承载“知识”和“记忆”的优先权，将出生于某个10年当中与出生于后一个10年当中的族群进行从生活到思想的划分就显得并不十分可取。我们宁愿谈论北京人、上海人、潮州人的不同，也不愿意说因为我比你大了10岁就少了什么或多了什么。当今时代起主要作用的3个年龄段——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被引起具有对视效果的社会学关注，使得我们较容易处理价值观上存在的分歧。然而，其中的某些复杂性可能被忽略了，例如理想主义与保守作风的关系，开拓进取与急功近利的关系。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热衷于将群体作为社会学考察对象的时代，年龄只是比阶级和性格更能说明是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观念对人产生了影响。正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了各个不同时代人的骄傲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存资本。(陈侗)
　　(作者生于60年代，艺术评论家、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