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昆明的阳光格外妩媚。从树荫下、从室内走到阳光下，它那微粒般的光束打在身上，酥酥的，有些醉人。我突然想放弃心中所有的惦念，在阳光中打一下盹。

       我从翠湖南门北望，远处游人如织；海鸥在蓝天和碧水间翻飞，它们的翅膀被赋予了自由的力量，因此它们的飞翔总比人类的行走和奔跑要漂亮，就连觅食的样子也比我们优雅。再远处，是一幢黄色的建筑，那种黄，我在法国的乡村见过、在越南河内见过，不仅黄，就连它的建筑也是异域的，既不是哥特，也不是巴洛克，多少有点殖民色彩。绿荫中，它显出许多味道，比如小资，在昆明，这种情调，实在不多，其它的大多是现代装修变出来装逼的。

       我从南门进了翠湖，沿着长堤，长堤两旁是陈年老树，它让我想起杭州西子的柳浪闻莺，冬天依然柳枝飘飏，这也是翠湖一景。我穿过多少有点像南国椰林的棕树林，又穿过九弯桥。九弯桥上聚集了不少观鸥、喂鸥的人。有些摄影的掮客穿梭在桥上，拿出一块食物交给游客，发出一阵尖叫后，海鸥便听令般争先恐后地飞向游客伸出的手臂，急倏地啄了那块食就飞走了。它啄食的和游人的姿态被摄影师掠了去，很快洗出了照片，掺和着各各的笑容。

       我走近那幢黄色的建筑，咖啡的浪漫从褐色的窗棂流泄下来，透着香味。有一束阳光照在建筑的穹顶上，我看见一行让人肃然起敬的靛青色的字——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我踏着青石阶梯往里走，踏入门槛的一刹那，我不再感觉得到这幢建筑的浪漫，我沉入了一团记忆之中。

  四十多年前，大姐结婚了。姐夫是农展馆的职员，他们的新居紧挨着这幢建筑。它的外墙是白的，并不是现在的黄；它不甚醒目，没有显露出一丝辉煌。去姐姐家要从它旁边的一条长长的林荫道穿过，路的两边是高高的柏树。穿过这条路的时候，我常常从柏树上撕下一条长长的树皮，甩着走到姐姐家。有一段时间，我还住到姐姐家，天天从这幢建筑旁边走过。有时去姐夫办公室，通过一个小门进去，灰暗的楼道又长又高，楼道两边摆放着一些拆卸下来的展板。姐夫办公室的门很高，门口挂着的牌子上有很好看的美术字。好多年了，我并不知道这幢建筑的来历，也从来没有人讲起过它的点点滴滴。后来姐姐搬了家，农展馆几经变迁，那幢苏式建筑成了科技馆，更成了年货街、服装街，日渐破败下去。相反，那幢没被破坏掉的老房子曾经有一段晦暗的历史——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评说总是按照我们的需要作判断，因此，以前晦暗的，现在靓丽起来，或者因为了另一些需要，它又被沉寂下去，再次晦暗起来。现在，它的确靓丽起来，涂了黄，里里外外修葺一新，渐渐有了内涵有了历史、还有了枪炮。

       我再一次从一个大门进入一个小门，踏进这幢楼的腹心。这一次已经是四十多年后。我沿着曾经踏过的木地板，被讲解员导引着，渐渐知道了那段显赫的历史和那些伟大的人。一些伟大的人从这里走出去后变得更伟大，他们和黄埔、抗战、共和脐带一样的关系，成功地把理想的旗帜一面面飘扬起来。我在操兵场上踏着细石子和小草徘徊的时候，我觉到脚下的操场的土地分外的硬，无疑，那是青春跺铁了的。

       他们一些人在烽火硝烟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在时间的枪炮下也告别了世界。只有这幢建筑和建筑里的人文纪录还在网织着他们生命的碎片。

       战争结束了吗？

      我看完最后一个伟人生平的时候，我发现一门炮，傲然的立在走廊里，我轻轻触摸了一下，钢铁的冰冷透过肌肤，它让我想起刚才走过的九弯桥附近，就有一个日本人扔炸弹形成的大坑。离这幢建筑、这门炮不足百米。

      小时候在这一带游泳，母亲总是警告我们兄弟几个，不准去“炸弹坑”附近玩，那儿水深，常常淹死人。母亲没讲过跑警报的事，40年代父亲在长坡的21兵工厂工作，那儿当时很偏僻，日本军机大约很难去那儿扔炸弹。不过我的同学爷爷家在文庙附近，就经历了炸弹轰炸。三十多年前我们常去他家玩，房子怪怪的，后来有个老先生告诉我，同学家很有钱，房子很大，被日本人炸塌了，当年收拾起来木料，就堆了一个蓝球场那么多。老先生说，他们家现在住的只是炸剩下的门厅而已。足见当时日本军机之凶残。我真正了解跑警报是从汪曾祺的书里读来的，又读到闻一多住在福寿巷时多次被炸的情景，后来又读到诗人冯至女儿写得极其生动的《我在昆明跑警报》。

  讲解员要我留些感言，面对从这幢建筑里走出去的英烈们，我自己是苍白的，何况文字。  

      穿过长廊，我从一个小门跨出去，再次回到阳光下，心情沉重得打不过弯来。

  我踱到九弯桥，人们在桥上摩肩接踵，缓慢地移动着，我索性停下来，趴在栏杆上，我想细细地看看“炸弹坑”， 可我看不见，海鸥在那块水面上舞动着翅膀或在那块水面上游着，水波里露出红色的爪子。它们是自由的，因为人们不猎食它们，因此它们也是和平的。我把目光从“炸弹坑”挪开，远处成片的海鸥，像帆影点点，不远的地方，我在树上看见在新芽上了枝头，阳光下这些新芽发着金光，这些景象大概就是翠湖春晓吧！